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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0月04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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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必武的法治人生》系列報道之一
    從前清秀才到民主主義斗士

    時間:2021-06-29   來源:民主與法制周刊  責任編輯:att

      編者按

      董必武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締造者之一,是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政治家和法學家,是新中國人民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重要開拓者。

      董必武為黨的革命事業、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巨大功勛。他的大半生都在政法領域耕耘勞作,他在我國法制建設領域提出的許多獨創性見解,對于今天我們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大革命時期,他在湖北主持制定《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支持農民運動;在中央蘇區工作時,他組織和參與制定《憲法大綱》《勞動法》《婚姻法》《土地法》和《中央蘇維埃組織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司法程序》等近二十部重要法律法規,探索建立兩審終審制等審判制度;在主政華北人民政府期間,他主持召開華北臨時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雛形,建立死刑復核制度沿用至今;新中國成立后,他呼吁興辦法學社團組織、恢復法律教育和重振法學研究事業,為新中國法制建設作出開創性貢獻。

      難能可貴的是,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今天,董必武畢其一生所倡導和踐行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治理念早已深入人心,深遠地影響著我國法治的發展和進步。在建黨一百周年之際,我們回顧董必武走過的法治人生之路,重溫董必武博大精深的法學思想,既是為了繼承和發揚董必武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積極奮斗的革命精神,使其留給我們的寶貴法治財富能夠在當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征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更是為了堅定把老一輩革命家開創的法治事業進行下去的信心,在習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早日建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黃安,據史家考證,始建縣于1563年,即明朝嘉靖四十二年。這個位于鄂東北,距“九省通衢”武漢市一百多公里的縣份,地處大別山南麓,人口、面積均屬中等偏小的縣。隨著20世紀2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興起,黃安縣逐漸名震華夏,其主要原因是這個縣出了個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董必武。

      董必武的整個青少年時代,生活在一個三十多人的大家庭,清貧但溫馨。同時身處在那個時代背景下,他不可避免地受到封建社會制度潛移默化的影響,也曾向往過參加科舉考試當官的仕途,還曾在17歲時考中秀才。

      但是,清朝政府的腐朽專制和西方列強對中國人民的欺壓掠奪,以及董必武少年時期目睹的種種不公和欺壓,最終讓他萌生了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樸素的民主主義思想,并最終在劉靜庵等人的影響下,立志救國救民,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成為一名堅定的民主主義斗士。

      

      

      讀書聲與勞作聲交織的童年記憶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誕生在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縣城內城南街一戶清貧的秀才家庭。因為董家住在黃安縣南街大井旁邊,鄰里鄉親稱之大井坎董家。

      董必武曾提筆為《董氏家譜》寫過一篇《曾大父行狀》,敘述他家從曾祖父時起的家庭境遇。文中寫道:“自石家遷居邑城,產差足自給,世儒未顯,唯樸誠相傳。今吾家子弟,邑人多謂不類城市中人,蓋先世已然也?!?/span>

      原來,董家祖先居住在黃安縣以東的麻城縣,世代務農。清朝初年,他們這個分支西遷黃安,到縣城南約二十多公里的傅董家村謀生,稍后遷至石家,直到董必武的前六代祖,才遷到縣城南街定居。

      董必武出生時,全家已是三十口人同居的大家庭。其時,社會上宗族觀念很重,按照一般家庭的習俗,董氏家族譜排列的輩序為:士、為、其、基、賢、良、紹、德。他降生到人世間不久,父親給他取了乳名叫“樂益”。董必武晚年仍常懷念幼年時溫馨的家庭生活,思念父母養育之恩,將自己藏有數萬冊書籍的書齋取名為“樂益堂”。他屬“賢”字輩,按輩名賢琮,又取名用威,字潔畬;還取號璧伍,是取自《漢書·律歷志》中“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他參加革命后,深信革命欲取勝“非有武裝不可”,故又用璧伍的諧音稱“必武”。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到董必武幼年時,社會上仍沿襲祖孫同堂、世代同居的習俗,那是為圖個“興旺”。董必武的祖父逝世后,由大伯父董基浚主持家務,全家三十余口人的生活,主要靠父親和四叔教私塾的收入。

      董必武的母親娶自蔡家,是典型的善良賢惠勤勞的中國婦女,自幼到董家當童養媳。為維持全家的生計,她在每年秋收后從街市上買來一些籽棉,自己親手軋花,然后經過紡紗、漿紗、絡紗,再織成土布,供自己家穿用。為了多紡紗、多織布,她常常在油燈下不停地操作,有時竟長夜不眠。她還常為外人納鞋底,一夜就能納成一雙。她終日克勤克儉,不允許子女浪費一粒米,對一針一線都愛惜備至,承繼了中國勞動人民的美德。

      董必武對子女回憶家庭往事時曾說:“我爸爸家境貧苦,家里沒有藏書,看書常到一位朋友家去借,規定借期很短,只得連夜看。那時晚上點的是清油燈,我和母親共用一盞燈,她搖紡車紡棉紗,我在一旁看書。母親紡的是露水棉花。所謂露水棉花,就是賣棉花的農民早早地從鄉里挑著棉花進城,那些露在外面的棉花就會沾上露水,這種棉花便宜,但加工要多費點時間和氣力。母親就用這種棉花來紡紗織布?!?/span>

      董必武對母親還有一段辛酸的回憶,一次他對女兒說:“那時家里很窮,家里的女孩子本來就養不起,長大了出嫁還得給嫁妝。這嫁妝一般人家是難以承受的。這樣,母親的兩個小女孩兒一生下來就溺死了。這不是狠心,是封建制度和貧窮造成的?!?/span>

      總之,董必武的家庭,既有朗朗的讀書聲,又有全家為生計奔波的勞作聲,清貧書香再加上勤勞、樸誠,是他的家庭特點。

      董必武對此曾深沉地回憶:那時逢上正常年景,每日能吃兩餐,即早晨稀飯兩碗,下午干飯一碗,遇上傳統節日,像正月初一、十五,清明,端陽,中秋,稍加改善,一天能吃兩頓干飯,菜里加點肉,這就算改善生活了。

      而他的家鄉這塊大別山腳下的大地,常常鬧旱蝗災,遇上荒年,就免不了以糠菜充饑了。這樣,幼時的董必武,除了在父親、四叔的熏陶下,從記事起就開始讀書外,還經常到城外拾柴火、挖野菜,幫助母親喂雞、織土布。如此艱辛的生活,在他幼小的心靈上銘刻了“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等民諺詩句,加上父親、四叔等長輩都很勤儉,待人樸誠,從而逐漸塑造出董必武樸實、剛毅、正直、勤儉的品格。清貧的生活也是他后來理解勞動人民、親近勞動人民,以及矢志不渝地投身革命,為勞動人民翻身求解放英勇獻身的思想基礎。


      “意氣沖斗?!钡纳倌杲洑v

      董必武是一位敏于行而訥于言,且博通古今、學貫中西的政治家,熟悉他的人都贊譽他是一個真正有學問的人。有人概括他終生有兩大嗜好:革命與讀書。

      董必武的幼年時代,新式學堂尚未在他的家鄉出現。幸運的是他的父親和四叔都是本地較有名望的秀才,在鄉里從事私塾教育。這樣,他從三四歲起,就獲得父輩耳提面命的啟蒙教育。

      與其他學童一樣,董必武也是從讀《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經》啟蒙。尤其那本宋末文人王應麟編纂的《三字經》,以其簡練、押韻、便于記誦的特點,成為董必武幼年學習的教材。在五歲之前,父親就一句一句地在昏黃的油燈下,教董必武熟讀硬記,背得滾瓜爛熟。五歲那年,父親在黃安城內東街的廣善庵塾堂教書,校址離家不遠,董必武未到入學年齡,但常常到那里玩耍。一天,父親讓塾童背誦《三字經》,幾個塾童都背得結結巴巴,連貫不起來。在窗外貪看的董必武就情不自禁地朗聲背誦起來:“人之初,性本善……有義方,教五子,名俱揚……”一口氣背下。

      父親聽后,滿心歡喜,回到家里,當著董必武母親的面夸獎了一番之后,第二天讓董必武到廣善庵跟班上學,并要他在家里開始讀一般九歲學童才能讀的《論語》。這件事給董必武的激勵很大,終生難忘,晚年偶爾談起來,仍激動不已。

      董必武年幼時期,恰逢西方列強與清王朝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并借此欺壓普通百姓。1893年,在黃安東郊的麻城縣宋埠鎮,就發生了一起董必武印象極深的“教案”。

      宋埠鎮早已設有天主教堂,有瑞典、意大利的傳教土在那里活動。他們以洋大人自居,為非作歹。那一年,一個傳教士利用傳教機會,獸性發作,強奸了霍家的一民女。消息不脛而走,當地老百姓聞訊后,立即沸騰起來。宋埠鎮名叫李金狗、徐全福的兩位義士,平日好打抱不平,得訊后,在端午節那天到宋埠鎮看廟會時,恰恰遇上強奸霍家民女的傳教士,一氣之下,當場把傳教士毆斃在地,當地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墒钱敃r的官府認為毆死洋人,是“罪中之最”,下令嚴加懲辦。湖廣總督張之洞特委候補知府“馳往查辦”,把李金狗、徐全福處以“絞監候”,即等候絞刑。當然,官府也了解到傳教士在當地作惡多端,百姓仇恨,不敢馬上處置,又決定延到次年秋后作最后裁定,同時決定向教堂和傳教士賠以巨款,聲稱要千方百計“保護傳教士、教堂、教民”,對于一切“反抗教會無端行為”的人“務須嚴懲緝拿,永遠監禁”。

      稍后,李、徐二義士終于未能幸免。他們被絞殺后,當地百姓非常懷念他們,把教案發生的前前后后經過情形,編成花鼓戲、皮影戲、鼓詞等,在群眾中廣為傳唱,影響很大。不滿十歲的董必武,在父親的影響下,同情心一直在李金狗、徐全福一邊。他聽說兩義士毆死不法傳教士的消息時,拍手歡呼:“太好了?!焙髞碛致劼爟闪x士被處了絞刑,他非常憤怒,由此引起了“對洋人的不滿”,“仇洋人”了。

      循著少年董必武的足跡,可以清楚地感到,這個梳著辮子的書童,從五歲到十三四歲,一直跟隨著父親或者四叔,過著東奔西走、有時幾乎是顛沛流離的生活,唯一不變的是他的苦讀。十七歲那一年,董必武連續參加了縣試、府試和院試,不負長輩期盼,獲得了附生學員資格,也就是通常說的考中了秀才。

      然而,也就是在考中秀才前后,發生了兩件對董必武刺激更大、影響他一生的事情。

      1903年,董必武到黃州應試時,曾發生一件使他憤慨難忍的事。當時,黃州地區的文化教育比較發達,每逢院試,各縣應考的廩生、增生、附生童生,是成千上萬。這次院試,由湖北省提學使蔣式芬主持考試。按慣例,應試的人不準攜帶書籍或者抄本入考場。蔣式芬命令門衛嚴格檢查考生,凡入考場的必須搜身。不料,應試的有一位廣濟縣名叫饒漢莞的廩生,未攜帶任何書本,走進考場時手握筆硯,主動讓門衛查看,但門衛非要搜身不可,饒漢莞對此很為不滿,雙方發生爭執。門衛氣勢洶洶,立即拳腳相加,最終將饒漢莞打死。事后,蔣式芬畏懼考生找他鬧事,竟又指使人拋尸滅跡。

      董必武親眼目睹了這一幕慘劇,對于蔣式芬視考生如草芥的殘暴行為非常氣憤,當即與麻城縣考生屈子厚、蘄州考生程柳唐等,率領眾考生包圍了蔣式芬的住處——貢院,封鎖了龍門,在城內外到處張貼為饒漢莞鳴冤的“揭帖”,把貢院團團圍住,不許人出入,并切斷了糧菜供應。

      后來事情鬧得越來越大,當地老百姓了解了真相后也來支援,直至省撫臺于蔭霖聞訊后派了捕艦兩艘,滿載官兵,前來鎮壓,才平息了這場風潮。這場風潮已不單純是考場上起波瀾,而是郁積在董必武和其他青年士子胸中對腐敗清朝政府長期義憤的一次宣泄。

      同年,董必武參加了會試后,又到省城參加“鄉試”。這是一種每年在省城舉行的考試,凡本省生員、監生、蔭生、官生、貢生,經科考、錄科、錄遺考試合格者,均可應考,考期多在農歷八月,考中者即升遷為“舉人”。

      董必武為了應試,告別父母后,肩背行囊,先走旱路后乘船到了省會武昌。一個鄉下青年初到省城,對一切都會感到新鮮??记?,為了緩解下路途的疲憊,他興致勃勃地到街上閑逛,猛然間看到一臺前呼后擁的大轎從眼前走過,衙役舉著“回避”“肅靜”牌開道,威風凜凜地進入衙府,然后升堂問事。

      董必武不曉得普通百姓是不能在衙門外向內窺視的,好奇心驅使他悄悄地站在衙門向里探頭觀望了一下,不巧卻被衙役發現。霎時,一群如狼似虎的惡役,看到董必武一身破舊衣服,一副鄉下人打扮,便不問青紅皂白猛地撲將過來,將董必武掀翻在地,一頓毒打后,又把他趕了很遠很遠,才算罷休。

      董必武后來對子女追憶說:“哎呀,那一次打得我好狠!為什么?就為我不該往衙門里看一眼!這一打,倒使我看出清朝的腐敗無能。這么龐大的衙門居然怕一個年輕人看一看!你看這樣的統治還能繼續下去嗎!我看不能?!?/span>

      他還向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經過那一次痛打,“從此恨死‘當官人’”。董必武后來在一首詩中寫道:“憶昔少年時,意氣沖斗牛?!边@“沖斗?!敝皻狻?,大概就是來自這一樁樁、一件件親身經歷的不平事,就是在胸中郁積起來的對清王朝的腐敗統治和對洋人在中國國土上橫行霸道的憤懣之情。

      

      

      確立成為民主主義斗士的志向

      經歷清廷衙役的暴行等種種遭遇,除了加深董必武對清王朝腐敗統治的憎惡之外,并未使他畏縮不前。家風的熏陶和嚴酷的社會環境,逐漸造就了他剛毅的性格,使他萌生了反對清王朝統治的樸素的民主主義思想。

      1905年秋,當他獲知湖北省的文普通學堂招生的消息后,便拜別了父母叔嬸,踏上直通武昌的路程,并被順利錄取。

      董必武十分珍惜這次寶貴的學習機會,學習格外用功,每次考試成績都名列全班第一,堪稱同窗學友中的佼佼者、校長和老師的得意門生。按常規,董必武將會由此走上“學而優則仕”的坦途??墒?,時代正在急劇演變,一股強勁的民族與民主主義思潮把董必武推到了新的人生起點。

      1937年,董必武在延安向專訪他的美國進步作家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斯諾,講述了他在文普通學堂時的一段特別重要的經歷。他說:“我到達武昌后,住在一個名叫日知會的著名團體的宿舍里。這里是領導辛亥革命的湖北省的初期革命中心。這個團體是由劉靜庵創辦起來的?!薄斑@個團體規模雖小,但卻產生巨大的影響,特別是因劉靜庵的人格而這樣?!薄叭罩獣幸粋€廣泛地傳播知識的閱覽室,我的一些朋友組織了一個秘密的新團體,但我不想參加,可是我是一個好學生,總是閱讀我能夠弄到手的新雜志和報紙,雖然這樣的印刷品是要秘密地購買的?!?/span>

      董必武晚年向身邊人介紹自己革命經歷時,稱劉靜庵是自己走上民族民主革命道路的“啟蒙師”。

      董必武是1905年8月考上文普通學堂的,距離11月正式入學還有一段時間,他不想回家,在武昌等候開學時,就借住在日知會的宿舍里,在此結識了劉靜庵。經過交談,兩人心心相印,頗有共同語言,劉很器重比自己年輕的董必武。后來董必武雖然沒有加入日知會這一秘密團體,但他卻把日知會作為獲取新知識的第二課堂。他常來這里閱讀書報,參加星期天舉辦的演講會。演講人多是日知會的成員,“恥莫大于國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經常是日知會舉辦演講會的主題。

      使董必武深受感動的是,每當演講人講到祖國河山破碎、國家即將淪為雙重殖民地時,全場人心情激憤,有人竟號啕大哭起來。一天,在演講會上,董必武聽到劉靜庵站在講臺上激昂地講道:“中國醒!中國醒!我中華大國,外國人要瓜分了!我們同胞要做雙重亡國奴了!滿清葉赫那拉氏常言,寧將中國亡于外人,不可失于家奴。此滿清亦自認為中國又要再亡了。我漢人四萬萬同胞……現在迫在眉睫,應該醒來,應該覺悟,早想挽救之辦法,以免永為人之奴隸、牛馬,不勝急切禱之至?!彼栒僖伴_導民智,救中國危亡,成立新中國,俾黃帝子孫不役為亡國奴,唯同志之幸,亦中國四萬萬同胞之幸”!

      這些救國救亡的話語都深深地打動了董必武的心,使他久久不能平靜。經過多次交往,劉靜庵成了董必武心目中的英雄和啟蒙師。

      對董必武的思想影響更深的,是日知會“秘密購買的新雜志新報紙”。董必武細讀了這些書刊之后,深為那些民主革命先驅的愛國熱情和民主主義思想所感動、所折服,經過深入思考,他痛下決心拋下舊的仕途,也摒棄康梁民主憲政思想的影響,開始向民主主義轉變,立志為實現中華民族的獨立、民主、自由、統一、富強尋求真理,并為此奮斗。

      董必武在文普通學堂讀書的幾年,中國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都激化到極點,大江南北可以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形容。他親眼目睹漢口已有英、德、俄、法、日相繼建立起的租界,那里是“國中之國”,上空飄揚的是外國國旗,包括司法、駐軍、賦稅等權力都掌握在洋人手里,中國人無權過問;甚至租界外沿江一帶的行人大道、草坪,也不準中國人通過和休息,而一些賭徒、娼妓和政客,則可以自由出入,他胸中更平添了一股強烈的“在中國國土上卻受外人恥辱”的義憤。更使董必武焦慮的是農村廣大的貧苦農民,他們的生活更加貧困、凄慘。他的家鄉附近的黃陂、孝感等縣,常常鬧水災、旱災、蝗災。一遇災年,就聽到饑民為了生存而搶糧、搶米,聚眾求賑的消息。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武昌起義的消息立刻傳向四面八方,在黃州中學執教剛剛半個月的董必武,聽到這個震撼中國大地的喜訊之后,格外振奮,抑制不住立即上前線與起義戰士共同戰斗的心情,毅然剪掉了頭上的發辮,告別了父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直奔武昌。

      三天后,董必武就出現在了起義軍的前線?!皬哪翘炱?,我就一直持續不斷地以從事革命工作為職志了?!?/s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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